一、引言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字礼卿，号节寰，出身于河南归德府睢州，即今日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他的一生见证了明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其个人品行与政绩在当时及后世均留下深远影响。

二、职微犯巡抚 昭雪太守冤

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值壮年的袁可立出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负责审理重大案件。苏州作为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家乡，政治环境错综复杂，新官上任往往如履薄冰。然而，袁可立却以他的正直与勇气，书写了一段不畏强权的佳话。

太守石昆玉因公正无私而闻名，却因依法惩处首辅申时行的内亲吴之祯，招致申时行的不满。应天巡抚李涞为了讨好申时行，便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石昆玉，称其“擅动吴县库银”，导致石昆玉被皇帝下令审查。这一事件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案件调查数月，最终证实指控纯属捏造，舆论哗然。

面对这桩棘手的冤案，袁可立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他主动承担起审理此案的责任，面对众多官员的退缩，他坚定地表示：“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在审讯过程中，袁可立据理力争，不仅彻底澄清了石昆玉的冤屈，还揭露了李涞的不正当行为。在一次面对李涞的庭审中，袁可立大声宣读法律条文，声音铿锵有力，令李涞羞愧难当，只得用屏风遮挡自己，最终被迫辞职。

袁可立的这一举动，不仅昭雪了石昆玉的冤屈，更彰显了他不畏权贵、坚守正义的高尚品格。他因此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了苏州府乃至整个明朝历史上备受尊敬的清官代表。袁可立的正义之举，不仅让他在当地民众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成为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一位被尊奉入祭名宦祠的官员，与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历史名人并列，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推官”的楷模。

三、重案惊朝野 推官审大案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苏州府推官袁可立面临了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之一——“董范之变”。这场发生在江南的事件，因涉及权贵家族的不当行为和随后引发的民变，震动了整个明朝朝廷，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桩大案。

董份，原礼部尚书，家大业大，广占良田，其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遍及苏湖地区。其孙董嗣成试图低价赎回土地给贫苦百姓，却不幸引发了大规模的哄抢事件。与此同时，国子监祭酒范应期在地方称霸，其不当行为激起民愤，最终在被拘捕后自尽，儿子亦随之而去。这一系列事件迅速升级，民众愤怒的情绪难以平息，甚至有人赴京告御状，直接将案件呈于万历皇帝面前。

朝廷震怒，下令严惩相关官员，包括巡抚王汝训、巡按御史彭应参以及乌程知县张应望等人，连带吏部尚书孙丕扬、都御史衷贞吉等高层官员也受到牵连，案件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袁可立被委以重任，前往处理这一棘手案件。他首先收集了大量的诉讼文件，逐一前往各地审理，旨在平息民怨。经过深入调查，袁可立发现董、范两家的土地大多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面对权贵的压力，袁可立秉持公正，主张法不责众，尽力保护弱势群体，仅将少数带头闹事者依法处置，而对其他参与者则采取宽大处理，有效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通过袁可立的努力，董家被迫退还和平价出售大量田产，许多贫民从中受益，而董家则因此一蹶不振。不久之后，董份及其长孙、次孙相继去世，家族衰败，人财两空。

四、巡海问琉球 断案奇如神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处理涉倭案件时，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和正义感。面对大批被错误指控为倭寇同党的百姓，袁可立挺身而出，反对草率定罪，成功拯救了数百无辜渔民免遭不白之冤。

同年五月，明军报告在崇明县捕获一艘所谓倭船，声称船上载有倭寇三十四名，这一消息在南京引起轩然大波。军方急欲立功，要求迅速处决所谓“战俘”，但袁可立在审验过程中发现诸多疑点。他注意到，所谓的倭寇仅有二十人，且其中两人已死于杖刑，剩余的十八人被施以毒药致哑，几乎无法言语。面对这一情况，袁可立坚决反对草菅人命，坚持要查明真相。

在审案过程中，袁可立意外地发现，作为“战利品”呈交的三把“倭刀”与早些时候一位李姓千总向他展示的刀具极为相似。这三把刀并非真正的倭刀，而是来自琉球国的工艺品。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袁可立决定深入调查，要求千总对质，但对方拒不承认，坚称这些“倭寇”是在海上俘获的。

直到同年十一月，琉球国的贡使抵达南京，袁可立请他们辨认这些“倭寇”。当贡使看到被囚禁的人时，立即确认他们是琉球国的平民，是在海上运送粮食时遭遇风暴而误入明朝海域的。贡使的证词与被囚者的人数和特征完全吻合，袁可立随即下令释放这十八名琉球国民，让他们平安返回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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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的正义之举不仅挽救了无辜者的生命，还避免了国际间的误解和冲突。琉球国民感激袁可立的救命之恩，回国后在琉球建立了庙宇，塑像奉祀，视他为神明。此事在琉球国传为佳话，袁可立也因此赢得了“断案奇如神”的美誉。

五、倭警相倾轧 明察辨秋毫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正值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际，倭寇频繁出没，苏州府推官袁可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涉及地方望族的冤案悄然上演，史称“乙未事”。

无锡望族秦梁之子秦灯、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以及云间乔一琦，三人皆有才情，分别擅长文学、辩论与武术。壬辰（1592年）、癸巳（1593年）年间，他们响应抗倭保家的号召，招募乡兵。然而，一个名为赵州平的恶少混入其中，与地方富豪结怨，导致三人被诬告谋反。仇家指控他们在酒楼内以“朕”自称，意图聚众谋叛，这一严重指控震惊了朝廷。

福建巡抚许敬庵与应天巡抚朱弘谟对此反应激烈，后者好大喜功，迅速将三人定罪。万历皇帝得知此事，疑虑重重，命令三司会审，但朱弘谟担忧自身仕途，抢先判决，秦灯被判斩首，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则被发配南汇所充军。

就在三人即将行刑之际，袁可立察觉到案件的疑点，不顾巡抚的阻挠，请求暂缓执行，甚至以自己的官位作保。经过袁可立的深入调查，他发现指控纯属捏造，所谓的“称‘朕’”只是王士骕的家丁讲述历史故事时的玩笑，秦灯出于戏谑随口附和。最终，袁可立证实了三人的清白。

然而，尽管真相大白，秦灯与王士骕已不幸死于狱中。当乔一琦被从死牢中解救出来时，天空无云却雷声轰鸣，这一异象被吴中百姓视为“雷鸣案”，认为是上天对冤案的昭示。

幸存的乔一琦于万历三十一年投身军旅，决心以战功洗刷前耻。然而，在明金萨尔浒战役中，他英勇牺牲，与四十二名部下一同殉国，被追封忠义，祭祀于忠义祠。袁可立在这一事件中的明察秋毫，不仅挽救了无辜者的生命，也体现了他坚守正义、勇于担当的精神。

六、抗旨斩弄臣 万民呼青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袁可立因其卓越的政绩受到吏部尚书孙丕扬的推荐，被提升为给事中，并受到万历皇帝的特别召见。在苏州，面对权倾一时的吏科都给事中林材，袁可立展现出刚直不阿的性格，拒绝行跪拜大礼，仅施以长揖，此举触怒林材，引发一系列针对他的报复。袁可立凭借其威信平息了驻军的不满情绪，随后赴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袁可立受命巡视京都西城，其间揭露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一名深受皇帝宠爱的弄臣，倚仗权势，竟在京城当街行凶杀人，而朝中百官因惧怕其背后的势力，无人敢出面干预。面对此不公，袁可立挺身而出，依法将弄臣重刑抵罪，将其罪行公开于众，彰显了法律的尊严。

当权臣试图以金钱贿赂袁可立时，他断然拒绝，坚定表示：“杀人者死，乃朝廷法度，即使弄臣亦不可例外。吾只知有法，不知有弄臣。”这种凛然正气令众阉人恨之入骨。然而，万历帝闻讯后，试图以中旨赦免弄臣，这无疑是对袁可立权威的直接挑战。袁可立不畏皇威，毅然抗旨，坚持将弄臣绳之以法，赢得了“真御史”的美誉。

袁可立的铁面无私不仅体现在对弄臣的惩处上，他还敢于向皇亲国戚和朝中大臣的不法行为发起挑战。在他的严格执法之下，即便是权高位重之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整个京城风气为之肃然。百姓感念袁可立的公正与勇敢，尊称他为“袁青天”。

七、雷震景德门 建言罢官籍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作为御史，面对朝政腐败与国事日非，勇敢地站出来，连续上疏针砭时弊。五月初九，他请求恢复被贬黜官员的职务，呼吁朝廷不应一味打压直言之臣，否则国家大事将无人敢言。这一言论触及皇帝敏感神经，导致他被剥夺一年俸禄。

同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被视为上天对朝政失序的警示。袁可立再次挺身而出，指责皇帝疏于朝政，后宫弄权，朝纲废弛。他指出国家面临西虏挑衅、播酋负隅顽抗、倭患未消、中原灾荒频发的严峻局面，直接批评皇帝怠于朝政，赏罚失当，是非颠倒，贤愚不分，使忠臣含冤，直臣抱愤。这份大胆的谏言激怒了皇帝，也得罪了次辅沈一贯，最终导致袁可立被降级外放，甚至一度被革职为民，沉冤长达二十六年之久。

袁可立被削职后，淡定离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并未表现出丝毫慌乱。回到家乡后，他并未放弃为官的理想，而是选择与文友结社，教化地方，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帮助减轻百姓负担，甚至亲自测量田亩，厘清赋税，展现出其深厚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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