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八年（1580年）的一个冬天，冯保将明神宗的放纵行为上报给了慈圣太后。太后闻讯大怒，立即召见神宗，对其进行严厉的责备。面对太后的训斥，神宗只得长跪不起，内心充满恐惧。在此情况下，冯保要求张居正起草一份明神宗自我检讨的手诏，并要求公开示众，以示警戒。尽管神宗已成年，但迫于太后与冯保的压力，只能接受这一苛刻的要求。张居正所拟的手诏措辞极其谦卑，使得神宗深感羞愧，却无可奈何。

为了进一步巩固冯保的权势，张居正顺应其意愿，上疏弹劾了包括司礼监秉笔太监孙德秀、温太以及掌兵仗局的周海在内的多位宦官，导致他们被撤职。此外，他还要求所有宦官自我检讨，从而清除了宫中冯保眼中的异己分子。张居正之所以能够在朝中独揽大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冯保的支持。然而，冯保的贪婪本性，以及其私人徐爵、张大受与张居正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冯保、张居正之间的合作并非毫无波折。徐爵多次设计挑拨两人关系，但又在关键时刻促使其和解，玩弄二人于股掌之间。

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不仅是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也是个人私欲与国家大义之间的微妙平衡。张居正推行的“夺情”政策以及对吴中行等人的严厉处置，背后都有冯保的影子。这一系列事件，展现了晚明宫廷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冯保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势，影响乃至操控朝政走向。然而，这种权力的滥用，也为后来冯保的倒台埋下了伏笔，预示着其辉煌背后的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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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势渐衰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张居正的逝世，朝堂上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张居正生前的党羽试图与冯保进一步结盟，以稳固自身地位。张居正临终前推荐潘晟入阁，冯保迅速响应，派遣官员前往召请。然而，这一举动遭遇了御史雷士桢、王国及给事中王继光的反对，他们联名上书，质疑潘晟的资格。面对此局面，潘晟选择中途上书推辞。内阁首辅张四维推测，申时行不会甘心屈居潘晟之下，故草拟圣旨批准潘晟的辞呈，得到了明神宗的迅速同意。冯保对此反应强烈，认为自己稍有病痛便遭弃置一旁，心生不满。

冯保的不满并未就此平息。在皇长子诞生之际，他意图为自己求封伯爵，却遭到张四维以旧例为由的阻挠，仅能荫庇侄儿为都督佥事。这引发了冯保的愤怒，他质问张四维：“你今日的地位是谁赋予的？如今竟敢背弃我！”同时，御史郭惟贤提出召回吴中行等人，冯保认为这是对其权威的挑衅，遂将郭惟贤贬职。吏部尚书王国光被罢免后，冯保未经许可，擅自任命同乡梁梦龙接替其位，显示出其权力的肆意妄为。然而，冯保的亲信徐爵、张大受等人继续在幕后操纵权力，延续着冯保的影响力。

然而，冯保的好景不长。此时，太后已归政多年，失去了对朝政的直接控制，加之明神宗对冯保的积怨日益加深，冯保的权势开始动摇。东宫旧宦官张鲸、张诚趁机向明神宗揭露冯保的种种劣迹，请求将其闲置。起初，明神宗仍对冯保有所畏惧，但在张鲸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对冯保采取行动。御史李植、江东之亦适时上书弹劾冯保，明神宗随即下令，将冯保贬为奉御，并发配至南京，冯保此后久居于此直至去世。

冯保的失势不仅影响了他自己，还牵连到了家族成员。他的弟弟冯佑和侄子冯邦宁，原本身居要职，皆被削职下狱，最终死于狱中。张大受及其党羽周海、何忠等八人，也被贬为低级宦官，发配至孝陵司香。徐爵和张大受的儿子，则被永久流放到边疆戍边。朝廷对冯保及其党羽进行了全面清算，抄家过程中，查获金银百万，珠宝奇珍无数，充分暴露了冯保及其党羽的贪婪与腐化。

冯保的倒台，标志着晚明宫廷内权力斗争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揭示了权臣崛起与衰落的残酷现实。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皇权与宦官势力的复杂博弈，更凸显了明代晚期社会腐败的严重程度，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五、善琴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