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严嵩:权力巅峰与晚年的凄凉终局

一、高中进士

严嵩的科举之路,是他踏上仕途的开端,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严嵩,自幼便承载着父亲严淮的厚望。严淮虽自身科举不顺,但对儿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这为严嵩日后在学业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幼年时期,严嵩在严氏祠接受启蒙教育,九岁便能进入县学,展现了超群的智慧和学习能力。十岁通过县试,十九岁中举,这些早期的学术成就,一步步铺就了他通往更高荣誉的道路。

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岁的严嵩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以乙丑科进士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登榜,他的策论以《诗经》为研究方向,显示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经学功底。随之,严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当时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荣耀,意味着他已步入了帝国的精英阶层,并很快被授予编修之职,负责编纂国史,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

然而,正当严嵩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断了他的前程,迫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官场,回归故里养病。这段时间,恰好是另一位历史人物——宦官刘瑾权势达到顶峰的时期。刘瑾,作为明武宗时期的权阉,掌控朝政,排除异己,对整个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严嵩退官的这十年里,朝廷内外充斥着刘瑾一手遮天的阴影,众多正直官员或遭贬谪,或被陷害,政治环境极其恶劣。

二、纂编府志

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为了记录和传承地方文化,决定开展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纂编《袁州府志》。这项工作旨在系统整理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等信息,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姚汀慧眼识珠,邀请了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严嵩担任总纂,负责整个纂编工作的规划与实施。严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编纂才能,无疑是这一重任的理想人选。

然而,计划初期便遭遇变故,姚汀因故离职,纂修工作一度面临中断的风险。幸运的是,新任知府徐琏于正德八年(1513年)接替姚汀之职后,立刻意识到纂修府志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中断这一项目,反而更加积极地推动其进行。徐琏深知严嵩的才华与责任心,甫一上任,便紧急致函严嵩,恳请他继续主持纂修工作。严嵩欣然接受,重拾笔墨,继续投入到这部地方志的编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严嵩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编工作进入高潮阶段。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这部志书也被后世称为“甲戌志”。严嵩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不仅详细考证了袁州府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还深入挖掘了当地的人物事迹、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丰富内容,力求做到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仅是一部史料详尽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刘瑾及其党羽被清除后,严嵩的人生迎来转机,他北上至顺天,重新踏上了官场之路。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严嵩在京城与南京的翰林院之间辗转任职,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段时间,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对日常政务缺乏兴趣,这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预朝政的契机。

在这股权力的暗流中,礼部尚书夏言凭借嘉靖帝的宠信,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夏言与严嵩同乡,这层关系为严嵩提供了攀附的机会。严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治风向,开始竭力讨好夏言,利用各种机会展现自己的忠诚与才能,逐渐获得了夏言的信任与提携。

严嵩的仕途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严嵩即被提拔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代理院事。五年后,他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负责最高学府的教育管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再上一步,成为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掌握了更为关键的官吏选拔大权。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觐考察,成为了严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世宗留用,不仅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翰林院学士,这意味着他与皇帝的接触更为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嘉靖帝对礼制的重视,使得礼部尚书的位置尤为重要,往往被视为进入内阁的跳板。严嵩在此期间,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变自己原先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礼乐制度的修订中,甚至不顾辛劳,日夜奔波,以确保皇帝的每一个要求都能得到迅速响应。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围绕献皇帝庙号与入太庙的问题,朝中争议不断,严嵩起初试图阻止,但在嘉靖帝的严厉质问下,他迅速转变立场,提出了详尽的礼仪方案,成功顺应了皇帝的意愿,这也标志着大礼议的最终落幕,严嵩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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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因故被革职,严嵩迎来了权力的巅峰时刻。他被加封为少保、太子太保,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依旧执掌礼部事务。

四、迫害忠臣